农历二月十三出生的男孩(周恩来很少谈起父亲)

前言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整理周恩来的遗物时,看到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邓颖超从皮夹子里掏出周恩来三十多年前写给自己的三封信,对着侄女周秉德说:“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说完后,把已经磨损严重的皮夹子递给了周秉德。

周秉德拿到手之后,打开皮夹子后,意外发现里面还有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嘛!”在照片背后还写着“爹爹遗像”四个字。将父亲的遗像贴身放置,周秉德相信,伯伯和爷爷之间一定有动人的故事。

而这些动人故事,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就像普通家庭一样,但是从平凡之中我们也能感受他们的父子情。

图|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随身携带的黑皮夹,里面装着机密文件、给邓颖超的信件和父亲周劭纲的照片

家道中落在外谋生

周恩来很少谈起父亲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出生在浙江绍兴,幼年时跟随家人迁到江苏淮安。在周劭纲的父亲去世前,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从周劭纲娶了清江浦万家小姐万十二姑我们就可以看出,因为当时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为官几十年,家境十分富裕,而万十二姑相貌端庄聪明伶俐,万青选视这个女儿为掌上明珠。

周劭纲结婚一年后周恩来出生,在他出生之前,母亲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一只鸾凤般的神鸟飞入怀中,当时全家人都认为这是个吉兆,于是他们借助这飞来的神鸟给小孙子起名,乳名叫大鸾、谱名恩来,字翔宇。后来,周恩来年轻的时候,曾把“飞飞”当作自己的笔名,大概也与这个梦有关吧。

图|周恩来父亲周劭纲,字懋臣,原名叫周贻能,大约在1895—1896年间改名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叔周贻淦病危,在古代社会,有一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时周贻淦结婚还没有一年,膝下无子无女,为了让周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让周贻淦的妻子陈氏能够有所寄托,所以周恩来就被过继给了叔叔,尽管当时周劭纲只有周恩来一个儿子。

不久之后,周劭纲的父亲周起魁去世,从此,这个家庭也陷入了贫困。为人忠厚、不善交际的周劭纲,在父亲去世后,之前由父亲在县衙里给他找的差事也没有了,后来在妻子家人的介绍下去了武汉教书,但是微薄的收入并不能养活一家人,妻子万氏整日操劳,积劳成疾,在1907年因病去世。身在外地的周劭纲没能及时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妻子去世之后,由于周恩来的外婆对丧葬提出的要求过高,要求

“棺木必须是上等楠木,外披五层麻布漆七层,还要做七七十九天佛事,不然不得下葬”。

图|生母万冬儿画像

这对于当时的周劭纲来说,实在无法实现,周劭纲无法安葬妻子,身为丈夫,可想而知对于他的打击有多大,无奈之下周劭纲只能先拿出买棺木的钱,将灵柩放在清江浦的一座庵里,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家人,带上妻子的小像,离开了家乡外出谋生。

直到1935年回到故乡淮安后,周劭纲才将妻子万氏停放在庵中的灵柩接回淮安,葬在了淮安东门外周家茔地,积压心中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周劭纲心里想着,这样总算对得起死去多年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了。后来周劭纲去世后,周恩来在整理影像时,他说:“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直把我母亲的影像带在身边的。”

我们常常羡慕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爱情,为什么周恩来对邓颖超会如此深情,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父亲周劭纲对他的影响,因为贫穷,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子扔下不管,虽然时隔20年才将妻子埋葬,但是这份情谊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他也留给了周恩来的第一笔精神财富:重情义!

图|周恩来手书“爹爹遗像”

之后,周劭纲就一直在外,虽然年轻时,周劭纲曾经中过秀才,尽管是父亲周起魁花钱为他买的一个学历,在现在来讲,就是花钱买了一个初中文凭,但在那个时代,已经很有文化了,后来又给儿子在县衙里谋了一个主事衔的官差。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身份并不太吃香,在外谋生的周劭纲,工作基本上是给人做文书、当家庭私塾的教书先生,工资不高,仅仅能够糊口。

虽然贫穷,但周劭纲并没有因此消沉,骨子里的那股文人风气依旧在,1922年2月,他专门去了南开大学校董严修家中表示感谢,感谢他资助儿子去法国留学。秋天,在大哥周贻赓的介绍下,周劭纲前往齐齐哈尔市,在烟酒事务局做办事员,从此,周劭纲才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图|南开学校创办人、校董严修

支持周恩来参加革命活动

一直生活在底层的周劭纲,平时话不多,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知道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他从没有阻拦过。周恩来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后,周劭纲经常看报,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共产党的活动,了解时事,另一方面是很少能与儿子相聚,通过报纸能得到关于儿子的消息,这样他也便安心了。

为了支持儿子的革命活动,周劭纲多次冒险跑到周恩来身边,帮助儿子做一些联络通讯的工作。

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周劭纲正在到上海看望周恩来,但是由于上海形势突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下令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周恩来更是被蒋介石用重金悬赏通缉,在这期间,周劭纲一直在上海陪着周恩来,帮助儿子做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络工作。

图|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劭纲才回到东北。离开儿子后的周劭纲,一直沉默寡言,心事重重,心里惦念着周恩来,生怕他出什么事。因为放心不下儿子,在1931年2月,周劭纲再次前往上海,住在亲戚家,继续帮助儿子做通讯联络的工作,

虽然不懂革命,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在周劭纲心里,总觉得为儿子做点什么,才觉得安心。

但是,在那个年代,身为革命党人,危险无处不在,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那年4月,顾顺章叛变,紧接着6月向忠发叛变,9月国民党再次重金悬赏通缉周恩来。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周恩来停止了一切活动,被迫隐蔽起来。而周劭纲也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守在上海,有时,周恩来也会到父亲的住处隐蔽几天,而周劭纲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儿子打掩护。直到冬天,周恩来才顺利离开上海,周劭纲也回到了东北。

图|1898年3月5日(农历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城内驸马巷家中

1935年,此时他已经61岁,妻子离开自己28年了,在这28年间,他没有再娶,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三个儿子。周劭纲将妻子安葬好,之前攒的钱也用光了,他又辗转去了扬州、上海等地,目的就是为了打听儿子周恩来的消息。当时,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对于报纸上登的关于红军的消息,非常留意,后来某天,在报纸上看到红军主力在陕北已被消灭的消息时,听不到儿子的消息,他非常担心。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从陕北到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时,周恩来成为了令全国上下瞩目的人物,知道儿子平安无事,周劭纲心里非常开心,他预感到儿子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图|《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这几年,虽然周劭纲没有为儿子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多次去找儿子,默默陪在他身边,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儿子度过难关,这大概就是父爱吧,深沉而又热烈,不善表达的父亲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守护着自己的儿子,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想必周恩来在艰难的日子里,有了父亲的陪伴,工作起来也会更有力量吧。

之后,周恩来的生活也相对稳定了下来,1938年1月,周恩来给周劭纲写信,邀请他到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此时的周劭纲,年过花甲,已经折腾不动了,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儿子的安危,而周恩来也始终记挂着自己的父亲,所以,周劭纲在收到儿子的信后,5月就来到了武汉。他到达武汉那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先生曾在《抗战文艺》第六期上的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一些会议上的场景,在写到周恩来父亲到来时:

最后他(眼中含着泪)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图|《抗战文艺》期刊

8月,日军逼近武汉,周劭纲跟随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前往湖南湘乡,或许是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或许是因为能够陪在儿子身边,周劭纲明显变得开朗,爱说爱笑。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朱慧后来回忆说

总理的父亲,平日里平易近人,知书达礼,讲义气,和大家相处得也非常好,有时候,还会开玩笑

而袁超俊对周劭纲的印象是

个头和周副主席差不多,花白须发,红光满面,头发虽然有些拔顶,但天庭饱满,身穿长袍马褂,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气质

,说他:

“有文化、非常文明,为人也很随和,没有什么架子,喜欢与周围人交谈,大家也很敬重他。”

图|30年代的周劭纲

1938年,在从长沙转移到贵阳的路上,一路风餐露宿,有时候晚上也需要赶路,但是周劭纲从来没有什么怨言,也没有摆架子,从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和要求,甚至会给大家讲故事,用这样的方式缓解大家的疲劳。在贵阳,周劭纲和其他家属被安排在青岩,在这里,周劭纲和当地群众相处得也非常好,和周围的农民聊天,给大家读报纸,但是从来不会和大家提自己的儿子,甚至还会拿出微薄的积蓄来帮助贫苦人家。1940年秋天,周劭纲转移到重庆,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

默默守护着周恩来

在重庆时,邓颖超很忙,周恩来也需要处理与国民党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摩擦,每天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即使是在防空洞躲敌机,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马灯旁看文件和电报,这个时候,周劭纲就会坐在马灯的灯影里,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陪着周恩来,即便父子俩坐得这么近,周恩来也没有心思陪着父亲聊聊家常、聊聊身边的事情,尽管知道父亲很寂寞,周恩来也心里也很不安,对父亲怀着歉意。

图|1940年夏,周恩来(正面中间)在重庆红岩村防空洞口的席棚下接待来访外宾

知道儿子很忙,周劭纲一般也不会去打扰,经常是一个人看报,或者读他喜欢的唐诗,或者去果园转一转,有时也会帮助大家看仓库帮助办事处做一些杂事。

一天上午,周劭纲手里握着一本唐诗,独自在红岩村的小果园里散步。突然,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在周劭纲耳边出现:“周老爷子,你好啊!”周劭纲以为她像其他人一样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但是这位年轻姑娘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陪着老人边走边聊。

终于有人和自己说话了,憋了许久的周劭纲打开了话匣子,开心地与姑娘吟诵唐诗、聊家常,笑容一直挂在眉梢。转眼,中午就到了,这时,周劭纲才想起来这个姑娘陪了自己一上午,但是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颖,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这两天身体不好,所以来红岩村休息两天,临走的时候,周副主席和我说他知道您很闷,但是他没时间陪您,知道我要来这边,所以他和我说如果我身体允许,让我多陪陪您。”

图|194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周劭纲的照片,上面写着“爹爹大人,翔儿,超儿”

周劭纲一听是儿子让姑娘来的,顿时生出许多感慨,他对张颖说:“恩来那么忙,还能想到我,这就不易了。想我这个当父亲的,对他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始终觉得心里有愧。我知道他是工作忙没时间来看我,我也不会怪他的。”接着,周劭纲又说,我这个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喝酒,说我高血压,怕我一个人生活,喝多了摔着或者下山迷了路被特务抓走,每到这个时候,周劭纲就会“劝”周恩来说“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没有别的喜好,绍兴酒乡的人嘛,就是好这口酒的!我伙食差点没关系,不喝酒可不行的。”说完后,周劭纲又对张颖说:“等你回到他身边,千万别对他说我喝酒这件事,就和他说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图|周恩来(右三)、董必武、邓颖超在红岩村接待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左三)和黄兴夫人徐宗汉(右二)

1942年6月,周恩来患上了小肠疝气,在重庆的歌乐山做手术,为了不让周劭纲担心,大家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到了7月5日,周劭纲突然高烧不止,被紧急送往另一个医院,当时,邓颖超去看周劭纲,但是老人只念叨着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一开始,邓颖超并没有把周劭纲生病的消息告诉周恩来,6号当天,邓颖超一直陪在周劭纲身边,周恩来托人带给邓颖超一封信,在信里周恩来说原本打算周六出院,但是因为手术原因,所以出院的日期推迟了。父亲本来就比较迷信,过生日的时候总是会要求在当天过,所以就看父亲愿不愿意。如果愿意,那就等他回来不过,如果不等,那就按正常日子过,不必等他。最后,还特地叮嘱邓颖超要体谅父亲,不要强求他。

收到这封信时候,周劭纲的病情已经变严重了,邓颖超看着周恩来这么惦记自己的父亲,便写了一封信,告诉周恩来关于爹爹生病的消息,在信中,在邓颖超说:爹爹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并且邓颖超叮嘱周恩来,爹爹这里有她照顾,不用担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十号的时候,周劭纲永远闭上了眼睛,而那天,周恩来正好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邓颖超一边读信,一边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旁边的董必武接过信。在信中,周恩来除了担心周劭纲的病之外,还特别强调应该如何让父亲调理身体:

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如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简短的文字中,满满都是对父亲的担忧和关心,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于是,大家一致商量,决定先不把这件事告诉周恩来,担心周恩来因此受刺激不利于身体恢复。所以周劭纲的灵柩暂时被放在了红岩沟内,等周恩来出院后再出殡。然而,这个消息只瞒了三天,细心的周恩来就发现了。

知道消息后的周恩来,脸色立刻苍白,本就虚弱的身体一下跌坐在地,泪如雨下,然后决定立即出院。他责问办事处的处长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看到周恩来这样根本不敢回答,周恩来转而朝邓颖超大发雷霆:

“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我?跟我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吗?”

面对周恩来的责问,邓颖超直掉眼泪,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天晚上,周恩来独自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谁劝也不行,直到天亮……

图|1942年7月15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为父亲去世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登的《讣告》

1942年7月15日,周恩来为父亲去世在报纸广告栏中登载了一则讣告,据说周恩来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一个为父亲去世登报发讣告的人。当时,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向周恩来表示要去红岩村吊唁,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致电中写道:

“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文字虽短,但是丝毫不能掩盖周恩来失去父亲之后的悲痛心情。之后,周恩来天天把父亲的照片放在皮夹子中,这一装就是七八年,他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父亲,即使你不在我身边,即使没有见到你最后一面,但我永远想念您。周劭纲去世后,葬在了红岩墓地,1958年,周恩来专门派人前往这里,将棺材火化装坛,再重新立碑。

谈起周恩来,我们想到的是他与妻子邓颖超的伉俪情深、是外交工作中卓越的谈判家、是时刻惦记人民群众的好总理,抛开这些,他是周劭纲的儿子,周劭纲是他的父亲,他们只是一对平凡的父子。我们都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总是沉默的”,我们对父亲的爱何尝不是如此,周恩来亦是这样,父亲在世时,派人去陪父亲聊天解闷、去世后把照片带在身上,即使在平时,也很少和家人谈起父亲,总是默默地把对父亲的思念埋藏在心里。只有一次是在1964年8月和亲属们在谈话时,他说:“

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

图|1952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三姐弟在颐和园

或许是人至老年,人总会不自觉地去回忆年轻时候的事情,回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在1974年,周恩来在和侄子周秉钧谈话时,那一次,周恩来注定谈起了自己的父亲,并且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他对周秉钧说:“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很多人都觉得周劭纲这一辈子过得很艰难,大半辈子都在各地奔波,即使晚年和儿子生活在了一起,但是在最后一刻,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更没有机会见到儿子当上总理。但是对他来讲,或许他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一辈子忙忙碌碌,但始终都有一个目标,就是对家的责任,即使时隔20多年始终记得把妻子安葬好,支持儿子干革命,儿子遇到危险,一次又一次去他身边,转移过程中给大家讲笑话来缓解疲劳,他说自己没有尽到自己做父亲的责任,但是他始终儿子背后默默付出,没有因为生活的苦难而抱怨过……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就像袁超俊形容他“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气质”。